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5000年前到21世纪[美] 威廉·戈兹曼 著张亚光 熊金武 译中信出版社目录推荐序前言导论第一部分 从楔形文字到古典文明第1章 城市、语言、法律、合同和数学：金融与文字第2章 居民、契约和利息：金融与城市化第3章 从苏美尔到美索不达米亚：金融架构的出现第4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黄昏第5章 雅典的金融第6章 货币革命第7章 罗马的金融第二部分 中国的金融遗产第8章 中国的第一次金融潮流第9章 大一统与官僚体制第10章 金融大分流第三部分 欧洲大熔炉第11章 圣殿与金融第12章 威尼斯：人口年金、政治危机与权力手段第13章 斐波那契与金融第14章 不朽的债券第15章 从游戏到科学：接近必然的可能性第16章 “看不见的手”：如何调节和对抗市场第17章 欧洲，股份有限公司第18章 航海探险：从私人企业到国家工具第19章 “杰出时代”第20章 法国的泡沫第21章 “按照霍伊尔所说”第22章 始于荷兰：新的世界金融市场第四部分 全球市场的出现第23章 马克思和市场第24章 中国的金融家第25章 俄国熊第26章 凯恩斯的救赎第27章 新金融世界第28章 再造未来第29章 金融的未来何在结论注释译后记推荐序改革开放近40年后，中国社会越来越“什么都要钱”，货币化交易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于深受“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一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向钱看”可能让人难以自在。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货币交易关系，叫人怎么接受呢？可是，威廉·戈兹曼教授在《千年金融史》中告诉我们：货币化和广义金融化发展不仅没有让人类社会变坏，反而使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催生了个人自由，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同时带来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如果把这本书的英文书名“Money changes everything”直译的话，那就是“货币改变一切”，也就是说，货币化并不可怕，因为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货币化不仅促进了人类的良性发展，而且还正面地改变了一切！对于喜欢思考的读者而言，戈兹曼教授的这些结论其实不难理解，而且他会在这部著作的各个章节中通俗地讲解这些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我们对信用卡和移动支付已经习以为常，走遍天下都不用担心是否带够了现金，有信用卡和手机就行。可是，不久前却不是这样。我出生于1962年，那时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经济体制都反货币化，国家实行供给制，货币的流通性达到历史新低。那时我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父亲作为生产大队干部，经常出差。但每次出差，他不是带上钱，更不可能带上信用卡或手机，而是带上几十斤米、几斤菜，还有被子、席子等。回头想想：当外出时必须自带粮菜、被子，而不是具有通货性质的货币，一个人怎么可能自由远行、远走高飞呢？由此看来，在一个不允许货币化的社会，人的生存会与具体的生活必需品捆绑在一起，而物品的重量及其易烂易损的性质使其流动性远低于货币，实质影响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度，约束了每个人的选择空间，想要远走高飞也不太可能！相比之下，纯粹的货币，即钱，不仅仅是高流动性的价值载体，而且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的“通货”！货币不与具体的人捆绑在一起，这很关键：不管你是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还是官员，一百块钱就是一百块钱，不会因你的身份而不同，也不能因为你的身份而不收！这就是为什么在全面货币化和“只讲钱”的社会里，人的自由度反而更高，社会阶层反倒不重要。当然，上面谈到的只是货币化催生自由的一个视角。为了更详细更全面地认识这些道理，读者就得通读《千年金融史》。我和戈兹曼教授已经认识三十余年。我们相识于1986年，那时我们一起在耶鲁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1990年读完博士后，我们先是分别去其他大学教书，后来又在1999年前后回到耶鲁一起共事。这些年里，我们不仅相互了解并成为好友，他也在职业上给了我多方面的影响，是他引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和思考。他的天赋和背景非凡。由于戈兹曼教授的父亲原来是耶鲁大学的考古与历史学教授，他就出生在耶鲁校园，从小受到耶鲁人文精神的熏陶。长大后他又在耶鲁读本科和博士，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于历史和人文的热衷。如今，他在主流金融学领域是世界著名的资深学者，影响力深远，在包括中国和世界多国的历史尤其金融史、艺术史方面，他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权威。他的办公室几乎就是一个艺术馆和金融博物馆，收藏品既有《管子》等经典著作，也有中国商周硬币、明代纸币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时期的钱币、债券、股票、期权真品。《千年金融史》综合了他多年的收藏、思考和研究，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阅历，也展现了他对于知识和学问的痴迷。这部著作没有一般金融书籍所惯有的数学模型和公式，而是以基于真实史料的历史故事为主，娓娓介绍货币和其他金融创新在世界不同地方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货币化和金融化，认真阅读并领会这部著作的精华，其必要性和价值显而易见。陈志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冯氏基金教授2017年3月前言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原因在于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作为一名金融经济学家，我较少受到这种限制，能够进行综合论述，在世界金融史中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本书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叉叙事，比较和对照两者金融演化的路径，分析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中国的早期金融创新包括铸币、纸币、汇票、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金融数学。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欧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例如，它通过组织设计、监管以及有关激励的经济理论，解决了大规模财务管理问题。中国先哲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人。在近代，清朝的中国金融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天，这种创新性驱动力同样明显。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有关风险、储蓄和投资的金融治理问题，其在金融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容忽视。从个人角度来讲，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因为我毕生都对中国历史充满兴趣。20世纪7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选修了张光直这位传奇式汉学家的课程。这是一段对于中国考古学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宏伟的皇家陵墓重见阳光，商代的史学逐渐浮现，学者们追溯了中国农业的独特起源。张光直教授向学生们循序渐进地讲解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性价值，进而从历史、经济、文字、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索这种价值，使学生们感到兴奋不已。在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张光直教授以及其他耶鲁大学的导师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对我产生了作用。学问必须跨越国家和学科的界线，让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环境和研究模式之中，能够拓宽一位学者的眼界。从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心理学或宗教学等多种角度审视一个问题，能够发掘出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本书认为金融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这项技术关乎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运用契约、制度和单据，来实现未来收益承诺这一本质上假想的东西。虽然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技术将自身引向了数理分析，但将金融局限于数学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构想过于狭隘和抽象，是大多数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文明的复杂性意味着人们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多种程度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初被视作一个风险模型和数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金融家忽略了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投资者和房屋拥有者的心理状态，到关注金融机构命运的民族国家的政策主张。金融允许社会跨越时间对于价值进行计划、转移和保护，进而服务于社会。我们的社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这种能力。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时代，但金融却时常被看作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人们改变这种误解。在本书中，我尝试着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将金融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因为我相信，一个广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框架，以及金融的人文维度，对于形成应对金融挑战的稳健对策至关重要。诸如全球养老金储蓄、融资及增长形式的创新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各方面因素，来让它们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建立金融体系时，人的天性和社会制度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我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都要归功于我的好友和同事——陈志武教授。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耶鲁大学共同学习金融学，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金融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许多主题反映了这些讨论和共同发现。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陈志武教授鼓励我访问中国，去见证中国金融的飞速发展。我要感谢他安排我访问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领导者。这些访问令我深感荣幸，也使我有机会目睹各行各业的领袖如何使中国实现飞速改变。这些领导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着新出现的金融工具与休眠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金融制度。我有幸能够听到管理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投资人、学生、研究员和知识分子的观点——所有观点都充分考虑了新的金融进步的重要性。我也非常有幸看到一些金融史上的重要地理标志：从上海外滩到世界上最早的金融理论家管仲的家乡山东临淄。这些访问不仅限于旅游。文化遗址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文化是一项相互关联、多世代的事业，有着跨越数个世纪的主题。探访历史遗址会将你与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金融的历史蕴含着过去的危机与成功的故事。访问这些事件发生地，让我了解到这些事件的经过和起因。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建立在我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于这些内容，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柯丽莎（Elisabeth Köll）教授与我一同研究了宋代金融和清代中国企业的诞生。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文化全盛时期。矛盾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面临着外部威胁。宋代的金融创新包括纸币、付款凭单制度和政府“创业”。清代，新兴公司资本主义和外来资金开始出现。在这两种情形中，金融都可以被视为对于外部压力的创造性应对。与朱宁教授关于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受益匪浅。朱宁、我和安德烈·尤科霍夫（Andrey Ukhov）研究了通过在伦敦和其他全球性市场发行债券，清代中国如何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融资。虽然全球化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也制造了根本性矛盾，最终引发了政治变革。我们的共同研究将金融视作国家的工具，从而帮助我理解债务资金增长更深层的含义。其他诸多同事也为我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在耶鲁大学，瓦莱丽·汉森（Valery Hansen）向我介绍了有关当前中国的知识，并与我合著了耶鲁版的金融史著作——《价值起源》。我要感谢史景迁、林毅夫、高平阳、邹玲、范文仲、史美伦、萧凤霞、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布赖恩·维维耶（Brian Vivier）和梁滨，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我将汉学引入本书之中。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张亚光和熊金武。本书卷轶浩繁，语言佶屈聱牙，话题也多种多样，而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历史上对于中国的投入。耶鲁大学一直将中国置于重要位置，每一代耶鲁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和中国相关的事务中。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金融史。若没有中国教师和中国学生参与到耶鲁这个大家庭中，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导论在大多数人眼中，金融是一门抽象的数学学科，偶尔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因为那些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是因为金融被人们视作流动性过剩的象征。然而事实上，金融在过去的5 000年里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融对城市文明的诞生、古典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世界的探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金融史是一部充满了传奇的故事，精彩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人类最早的写作行为就是古代西亚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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